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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中国纺织历史的渊源

   日期:2012-12-13     浏览:430    评论:0    
核心提示: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西,概莫能外。选人用人的得当与否,极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  在这一点上,洋务运动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西,概莫能外。选人用人的得当与否,极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
  在这一点上,洋务运动代表企业之一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次选人用人失当,颇能给现代企业一些警示。就连可以左右中国的清末重臣、阅人无数的李鸿章也走了眼,他更想不到,寻找称职经理人的难题,竟然一直困扰着这家新式纺织企业,并直接导致了该企业三次创办失败。
  数次用人失算
  受进口洋布倾销的影响,清政府越来越感到威胁。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李鸿章很早就提议创办机器纺织企业,却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事人选。
  1878年,道员彭汝琮上书李鸿章,请求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有详细的规划章程。原本,彭汝琮的职业履历不足以让其获得主办织布局的资格,对这一点李鸿章也心知肚明,因为之前,他曾奉旨调查过彭汝琮在湖南、四川等地索贿贪污的劣迹,对其原有考评:“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但仅仅接到奏章的半个月后,李鸿章就批准了彭的办厂请求,并答应给予织布局税收优惠政策。
  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夏东元分析认为,李鸿章此举是因为办厂心切。当时的清政府,每年因为进口洋布流失大量白银,一旦中国人办厂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再者,彭汝琮的方案中提出,由李鸿章特别器重的郑观应做二把手,李鸿章也就放心批准了。
  心急是商场大忌。果然,李鸿章栽在了彭汝琮的小聪明中。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彭汝琮问题不断。郑观应被逼辞职。他在给李鸿章的辞职信中抱怨:“彭事事独断专行,就知道逼着筹款,最后连日常花销都得挪凑。”李鸿章自知被骗,只能在信中把彭汝琮狂骂一顿。
  1880年,李鸿章委派戴恒、龚寿图和郑观应重新筹建织布局,实际工作交给郑观应主持。郑很快拟出《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颇有信心地预言,随着各项事宜逐渐熟练,工厂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李鸿章感觉这次用对了人,特别指示“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预先请李鸿章批准织布局“十年专利”:“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以阻止洋人另立工厂。
  然而,对资本的轻率处理彰显了郑观应的理财短板。事逢1883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招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
  费尽周折,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正式建成。此时织布局共募股银80万两,设布机530台,纺锭35000枚,雇工约4000人,配了全套的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
  新企业步入正轨,李鸿章却在用人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空降了自己的幕僚、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做织布局总办。
  马建忠到任后,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工作连年扩张,但与之相伴是马建忠的好大喜功。当时织布局年产布18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马建忠为达“足敌进口十分之一”,强行上马新生产线,并借款30万两白银。几天后申请再借100万两。李鸿章感觉不对,质询刚借的30万两的使用情况,马建忠却交代不出去向。
  李鸿章对马建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的严厉批评尚有余音,长期忽视生产安全的行为终于酿成大祸。
  1893年10月19日上午9点,大约是有硬物碰到了高速转动的机器,摩擦生出火星。大火一发不可收拾。织布局紧邻黄浦江,取水原不困难,但救火时才发现工厂预备的皮制输水带很多已经损坏。大火一直烧到晚上7点,烧毁了全部厂房、仓库、宿舍,机器熔成一堆废铁,总计损失不下白银150万两。《申报》评论说:“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灾后,马建忠仅受到去职回籍的处理。
  企业家资源
  “办好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并不是资金和市场,而是办企业的人。织布局之所以历经周折,关键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始终缺少办企业的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对《英才》记者评价道。
  张忠民特别强调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当时的稀缺性。他认为在织布局一波三折的创办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李鸿章没有下放足够的权力,使得企业家精神难以发挥。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当时李鸿章功名鼎盛,自视甚高,觉得天下事都很容易。结果徇私情把老部下委以重任,却不问其才能可用与否,最终贻误了大局。
  痛定思痛,社会各界公认织布局新总办非盛宣怀莫属,他的势力、财力与能力都堪当此任。盛本人早就想揽办盈利最有把握的纺织工业,并且当时的行情也非常有利,棉纱价已飞涨至65两以上,于是盛宣怀大声疾呼“时不可失”!不久,他如愿接到了李鸿章的委札。
  盛宣怀重建织布局首先改变的,是遭遇意外后赔偿政府、其他政府企业与民间各方投资的结算顺序。以往企业受损,都是先顾官后顾商。但盛宣怀强调“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在延缓归还官方资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对民间股票给予适当解决。结果不到两个月,100万两白银的新招股计划就基本完成了。
  资金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改“局”为“厂”,将织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以示商资商办,为的是打消企业办好后会被政府夺走的顾虑。纺织厂的财务、生产、销售团队基本是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带来,运转自如高效。大火后仅11个月,新工厂又投产了,而且新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有布机1500台,纱锭7万枚。此后,盛宣怀还计划在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布机4000张,纱机32万枚,可见其魄力与能力。
  不像那些只讲空话、从不踏实的企业家,盛宣怀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他制订了纺织行业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进口纺织机器,中国人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进口,即刻吊销进口机器的护照,并“罚华商一万两银,以充善举”。
  为了杜绝徇私,激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盛宣怀做出规定,要求“商本商办,屏除一切官气”,彻底作废旧章程。盛宣怀还瞄准中国进口洋布的规模定生产计划,比如1892年机器纺纱为进口量的七成。
  无疑,盛宣怀是位优秀的经理人,只可惜他来的太晚了。《马关条约》打破了他的“垄断”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华设厂,于是洋商纷纷到上海开办纺织厂。盛宣怀10个分厂的扩张计划没能实现,亏损连连的华盛纺织总厂最终在1900年被全盘卖给了集成公司。民国后又几经转手,最后成为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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