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上重视社会责任
政府层面关于产业转移社会责任因素的引导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问题，多数地方性政策（尤其是转入地）都明确要求产业转移需考虑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然而，一些层级较低的地方在落实该政策时面临极大的挑战。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向于做出“温饱”先于“环保”的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核心要素，包括保护员工权益、公平竞争以及社区参与等议题，在这些地方层面的专门性政策中或者鲜有提及，或者更严重地成为刺激产业转移的政策牺牲。
这些都反映出，目前的政策引导更重视政府与转移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这也使企业在产业转移进程中更倾向于短期利用或规避政府政策，而忽略了在长期上构建与各种相关方之间有关社会责任的参与和沟通机制。
就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而言，产业转移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可归纳为两种场景：地区间实施协调挑战以及地区内缺少实施保障措施。地区间缺乏实施协调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各地为了争抢转移项目而“向下竞争”社会责任领域的承接门槛。
承接地缺乏政策实施保障则体现在：政策落实时对转入项目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转入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社会和环境影响等缺乏科学甄别；政策在要素领域的实施往往面临产生消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风险；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的其他“政策链条”往往很难联动；以及政策承诺经常难以得到及时和充分的兑现。这些都会产生结构性的社会责任风险。
在执行上落实社会责任
随着近几年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普及，尤其是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引导和推动，以及社会层面对企业实践的关注和监督，转入地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认知程度与转出地企业的差别正在缩小。但是，转入地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应对能力、管理水平和驱动机制则与转出地相差较大。驱动机制的缺陷可能与产业转移的某些结构性特点（如以织造等中间产品为主，终端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等）有关，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和机制的缺失则更多源于企业内部的原因。
受近几年招工难形势的影响，为员工创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已成为企业的基础工作，因此，无论转出地还是转入地企业都很重视员工的安全与健康。但是，在转入地，由于多数员工更接近家庭和社区环境，其精神需求的满足相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更为容易，因此文娱设施需求在转入地并不如在沿海地区紧迫。
与转出地一样，在转入地，员工反映意见、建议和抱怨的积极性并不低。但由于转入地企业的员工多是本地人，家庭和社会关系在预防和解决劳动纠纷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对于政府和社会都非常关心的环境保护问题，在转入地的实际执行层面，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首先，转入中西部的纺织服装产业以织造和服装制造为主，这是两个相对清洁的行业，而织造和服装之间的印染环节转移则较少。这种“中间在外”的情况在保护了转入地环境的同时也限制了当地构建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使得原材料资源难以实现更高的附加值，因此，是否引入印染行业是中西部很多地方都在讨论的问题。此外，虽然转入地企业的环保设施相对较好，但转入地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真正问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环境保护管理水平。
履行社会责任关乎各方
目前进行中的产业转移仍然面临很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解决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在切实履行自身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参与和合作。
政府方面，各地政府，尤其是转入地政府，在制定鼓励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时必须兼顾经济目标与责任目标，而且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社会责任建设提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从经济政策与社会责任的直接关联来看，各地政府也必须全面衡量产业转移政策中的经济内容对社会责任各领域的影响，尤其是结构性和体系性的不利影响；各级政府，尤其是转入地政府必须更加关注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方式，防止相关政策在要素领域的实施中可能导致的不利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转移企业方面，转出和转入的企业都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转移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充分意识到以资源、劳动力和生态环境为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都将难以为继；转入企业应该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实践和行动的引进和转移。
品牌商和采购商方面，国际品牌商和采购商应该将更多社会责任资源投放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强化对其二级供应商在转移至中西部后的社会责任绩效的管理；就社会责任而言，无论是否考虑产业转移因素，国内品牌商的首要任务都是建立和完善其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机制。
行业与社会组织方面，作为意见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可以监督、调查和研究产业转移中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倡议和解决方案；作为行动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社会责任领域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参与制定区域性和行业性的社会责任政策或行动指引，协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